【實務】公款理財的罪名之辯

蕪湖新聞 / 蕪湖紀檢 來源:蕪湖紀檢 發布日期:2020-05-22 熱度:18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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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盧進貪污案一審現場。(資料圖片)
特邀嘉賓
蔣家來 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審判員
張瑞穎 岳麓區紀委監委第四紀檢監察室主任
朱維坤 岳麓區紀委監委案件監督管理室主任
廖劍聰 岳麓區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副檢察長
舒秋膂 岳麓區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委員、坪塘人民法庭庭長
編者按
這是一起事業單位聘用人員用公款理財的案件。本案中,盧進聘用人員的身份是否會影響罪名的成立?盧進在上訴中稱其只是暫時將無人認領的錢放在自己手中,分文未花也未轉送他人,不具有貪污的主觀意圖,為何認定其為貪污罪而非挪用公款罪?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時為何撤銷一審判決中部分量刑并改判?我們特邀相關單位工作人員對此進行分析討論。
基本案情:
盧進,1991年2月18日出生,非中共黨員,2016年10月至2018年9月就職于中南大學計劃財務處(非事業編),負責票據審核、制單和國庫資金的管理。
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盧進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其審核、制單的職務便利,虛構支付理由或虛構支付事項,制作會計憑證,通過他人財務操作系統進行復核操作及支付操作,將一些長期滯留在賬上、無人認領的資金通過第三人賬戶轉入自己的銀行賬戶,用于購買基金等理財產品,共計16筆186.79萬余元人民幣。
查處過程:
【立案調查】2018年9月5日,岳麓區監委對盧進涉嫌貪污犯罪立案調查。經湖南省監委批準,2018年9月25日,盧進被岳麓區監委留置。
【移送審查起訴】2018年10月22日,盧進涉嫌貪污案被移送岳麓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同日,經岳麓區人民檢察院決定,由長沙市公安局岳麓分局執行逮捕。
【提起公訴】2018年10月25日,岳麓區人民檢察院以盧進涉嫌貪污罪向岳麓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一審判決】2019年1月8日,岳麓區人民法院判決,盧進犯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八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十萬元??垩涸诎傅呢澪劭钊嗣駧?867931.91元,返還中南大學,由扣押機關岳麓區監委依法處理。
盧進不服一審判決,以其不具有貪污的主觀意圖請求法院重新考慮罪名,以及一審量刑過重為由,提起上訴。
【二審判決】2020年4月23日,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維持一審判決中對盧進的定罪部分及對扣押在案的涉案財物處理;撤銷一審判決第一項中對盧進的量刑部分。判處盧進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五萬元。
1、盧進是否為監察對象?其涉嫌貪污的問題線索是怎么發現的?如何確定監察管轄?
張瑞穎、朱維坤:盧進與中南大學簽訂有正式的勞動合同,負責票據審核、制單和管理國有資金等工作,屬于從事公務的人員,符合監察法第十五條第四款規定的“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屬于監察對象。
2018年7月23日,中南大學物理學院老師周某某到計財處查詢2014年一筆質保金(58440元)在2018年2月7日對外支付事宜。經會計查詢后,發現該筆支付憑證存在以下疑點:一是憑證上在經手人一欄簽名的財務人員當時已經退休;二是該筆憑證附件不符合財務報銷規定;三是此筆業務收款人為周某某,但是周某某明確稱卡號非自己所有;四是同一張憑證上另外一筆支付業務(21000元)收款人石某某兩年前已畢業離校。經問詢,石某某未收到款項。通過查詢,實際收款人為雷某某(系盧進的大學同學)。經對同類業務其他憑證進行查詢,總共發現類似支付業務13筆,金額(1652692.91元),盧進有重大嫌疑。
由于高校紀委沒有監察調查權,因此,中南大學發現該線索后,按照程序和規定由學校紀委向湖南省監委書面報告,申請對盧進涉嫌職務犯罪行為進行協調處理,省監委根據屬地管轄原則,將此案轉交長沙市監委處理,長沙市監委于2018年8月16日出具指定管轄通知書,指定由岳麓區監委對盧進涉嫌職務犯罪問題進行調查。
2、盧進的作案手法有哪些特點?其聘用人員身份是否影響貪污罪成立?
廖劍聰:根據一般財務管理制度,對資金的出入均會設置一定流程、在不同環節安排不同人員進行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實現對資金的監管。本案中,中南大學資金支付流程規定:資金支付業務,先由經辦人提供票據,交制單人審核制單;會計對制單及附件進行復核;之后交出納進行支付。從該規定可以看出,資金支付須經過制單、復核和支付三個環節,各環節分別由不同的人操作。如果三個環節的人均履職監督到位,一般能保證資金的安全。但本案中,復核和支付環節的履職均出現了漏洞,導致盧進可以實現一人操作三步審核環節,這是盧進有機可乘的外部原因。
盧進具有制單權,他在其職權范圍內虛構支付理由或支付事項制作會計憑證后,利用偷看到或被告知應當高度保密的賬號和密碼或同事在電腦操作業務后本應及時退出賬號卻沒有退出的機會,擅自進入具有復核權和支付權的同事賬號,進行復核操作和支付操作,將資金轉入親戚、朋友的銀行賬戶,再轉回自己的銀行賬戶。其作案手段具有三個特點:一是利用了財務制度執行不嚴格的漏洞作案,相關財務人員保密意識不強,給了盧進可乘之機;二是作案手段雖然技術含量不高,但使用多個賬號接收贓款,資金流動隱蔽,其作案經過和后果不易被發現;三是通過蒙騙親朋好友,為其提供接收贓款的賬戶,客觀上為其作案提供了幫助。
貪污罪的構罪要件要求犯罪主體必須是國家工作人員,根據我國刑法第九十三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是指國家機關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家機關、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國家工作人員論。從上述法條可以看出,是正式職工還是臨聘人員并不絕對影響國家工作人員的認定,關鍵在于是否從事公務。本案中,中南大學屬于事業單位,盧進與中南大學簽訂了聘用合同,其從事的是審核、制單和國有資金管理的公務,因此盧進符合貪污罪的主體要件,其臨聘人員身份不影響貪污罪的成立。
3、盧進在上訴意見中稱其只是暫時將無人認領的錢放在自己手中,分文未花,不具有貪污的主觀意圖,如何看待該意見,其行為與挪用公款理財有何區別?
舒秋膂:挪用公款罪與貪污罪的主要區別在于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前者是為了臨時“使用”而暫時占有公款,準備將來歸還;后者則是為了將公款永遠歸己而占有,不準備歸還。行為人實施挪用公款行為時,一般不會采取做假賬、虛報賬目等手段;而行為人在實施貪污行為時,則往往采取做假賬、虛報賬目等方式,對貪污事實進行掩蓋。
《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2003年11月13日)指出:挪用公款是否轉化為貪污,應當按照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具體判斷和認定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在司法實踐中,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目的:
1.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挪用公款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的規定,行為人“攜帶挪用的公款潛逃的”,對其攜帶挪用的公款部分,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2. 行為人挪用公款后采取虛假發票平賬、銷毀有關賬目等手段,使所挪用的公款已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3. 行為人截取單位收入不入賬,非法占有,使所占有的公款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且沒有歸還行為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4. 有證據證明行為人有能力歸還所挪用的公款而拒不歸還,并隱瞞挪用的公款去向的,應當以貪污罪定罪處罰。
本案中,盧進于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間,先后16次利用其在中南大學審核、制單的職務便利,虛構支付理由或支付事項,制作會計憑證,再通過他人的財務操作系統進行復核操作及支付操作,將一些長期滯留在中南大學賬上、無人認領的公款先轉入親戚、朋友的銀行賬戶,再轉回自己的銀行賬戶,并用于購買基金等理財產品。
盧進的行為雖然表面上看有點像挪用公款理財的行為,其上訴也稱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意圖,但盧進的行為已使所挪用的公款難以在單位財務賬目上反映出來,如果無人出來認領被其貪污的款項,單位難以發覺其犯罪行為。而且盧進動用單位公款的次數多達16次,時間跨度超過半年,在案發前一直沒有歸還。盧進作為財務人員,應當知曉因其平賬、銷賬等行為客觀上導致有關款項已難以歸還,足以認定盧進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公款的貪污故意,且侵吞國有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應當認定構成貪污罪。盧進上訴稱其主觀上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意圖,其行為不構成貪污罪的理由,沒有事實與證據依據,不能成立。
張瑞穎:盧進在2017年9月至2018年4月,8個月時間作案16次,涉案資金均被用于購買基金等理財產品,且每次作案后,盧進都偽造申請付款書和申請人簽名,篡改網銀回單中的收款人姓名和賬號,確保不在賬面留下痕跡,企圖掩飾其犯罪行為,這些都能夠證明其主觀具有非法占有而非暫時挪用的故意。以導致案發的那筆58440元為例,該58440元系2014年3月31日浪潮電子信息產業股份有限公司因設備銷售向中南大學繳納的質量保證金。錢到賬后,長時間無人認領。盧進為非法占有這筆資金,虛構支付理由,自制會計憑證,私下用計財處工作人員賴某某的賬號進行復核操作,用計財處工作人員杜某某的賬號進行支付操作,將該58440元支付到其大學同學雷某某的銀行賬戶里。之后,盧進通知雷某某將該58440元轉至自己銀行賬戶里。為掩蓋自己的犯罪事實,盧進私自登錄系統管理員吳某某的賬號,用吳某某的系統權限修改了網銀回單,將實際收款人雷某某的姓名篡改為周某某,并篡改了收款人賬號,從而達到其掩飾犯罪、占有財物的目的。
4、二審撤銷一審判決中部分量刑并改判的理由是什么?綜合全案,有哪些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
蔣家來:盧進除了交代辦案機關已掌握的13筆貪污的犯罪事實外,還主動交代了辦案機關未掌握的另外3筆共計215239元的貪污事實;且其如實交代對于定案證據的收集亦有相應重要作用;岳麓區監委出具的《盧進到案情況說明》材料亦認為“盧進在調查期間認罪態度好”;鑒于上訴人盧進認罪態度好,積極退繳全部贓款及繳納全部罰金,可對其再予從輕處罰。
《刑法修正案(九)》出臺之后對貪污賄賂犯罪的量刑,不是單純的計贓論罰,亦突出數額之外的其他情節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如將其中貪污犯罪“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上調至300萬元,為十年以下刑罰留出空間,就是考慮發揮情節的量刑作用。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貪污犯罪“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準分別為20萬元、300萬元。犯罪數額上,本案上訴人盧進犯罪數額為186萬余元,根據其犯罪數額,應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幅度內予以量刑。量刑情節上,盧進具有坦白的法定從輕處罰情節、全部退贓的酌定從輕處罰情節,并繳納全部罰金,確有悔罪表現。綜合上述情況,二審改判其有期徒刑四年,罰金改判為二十五萬元。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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